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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文学 > 历史 > 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 > 第10章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阴道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第五章 价值观
  真真假假
  至少有三种风尚由死于非命的何晏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病态时尚背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则是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把魏晋风度次第展开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幅难以看懂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还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板娘那里买酒喝的就有他,尽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岁。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后到。阮籍说:你这俗物又来败坏兴致。王戎却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岂能败坏得了!
  那么,王戎俗吗?
  俗不可耐。他虽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侄儿结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来;女儿回娘家,也拉下脸来暗示她归还嫁妆。家里的李子拿出去卖,又怕人家得了好种,竟不厌其烦钻破果核,还跟老婆半夜三更摆开筹码算账,真可谓财迷心窍。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却又风流倜傥飘逸潇洒。所谓目光炯炯如岩下闪电,说的就是他,而且还是玉人儿裴楷的评论。说“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句话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岁时就表现出从容镇定的风度,在攀栏咆哮的老虎面前纹丝不动,让魏明帝曹叡大为惊诧。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么钱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说,王戎贪财跟刘备种菜和阮籍酗酒性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假想敌。
  这当然仅供参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当恩爱浪漫大约是事实,因为王太太称王戎为卿。当时的习惯和风俗,是尊称曰君,相当于“您”;昵称曰卿,相当于“你”。因此按照礼教,太太应该称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顾,偏要叫卿。王戎纠正,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亲你爱你,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谁有资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
  从此留下一个成语:卿卿我我。
  如此看来,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这当然很另类。因为按照礼教,父母去世才该痛不欲生,儿子死了却大可不必。
  于是山简说:请节哀!再说也不至于此。
  王戎却说:圣人超凡脱俗,愚民麻木不仁。他们对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专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们这类人啊!
  这就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王戎的话并不错,魏晋人确实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舆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苏句容)时放声大哭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枭雄如桓温,也如此。他西征成汉路过三峡时,军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边跟随百里,最后跳上船来,当即死亡。剖其腹,肠皆寸寸断。桓温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职查办。
  挥舞战刀者,也有柔软的心。
  桓温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过某地时,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已经很粗,便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泪下。
  为王徽之吹过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听见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声“奈何”的。这里的“奈何”不是“怎么办”的意思,只不过是挽歌的组成部分。然而逝者与桓伊并无关系,他喊什么“奈何”呢?
  难怪谢安说:子野(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就曾这样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
  简文帝说的王述,就是后来与谢安并肩作战的王坦之的父亲。他在被任命为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时,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说:大人似乎应该辞让。
  王述问:为什么?资格不够还是能力不强?
  坦之说:都没问题,但谦让是美德。
  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何必要去谦让?人们都说青出于蓝,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
  这真可谓全身都是率真。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个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谢安的弟弟谢万。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谢万居然头戴纶巾坐着轿子冲进官署说:人们都说大人痴,大人果然痴!
  王述却说:正是如此!只不过好名声来得太晚。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礼教简直不成体统,在当时的士林中却传为美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
  我们知道,它就是真实。
  真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民族和哪种文明会主张虚伪,反对真实。因此,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有物理的真实,也有心理的真实;有认知的真实,也有情感的真实;有科学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那么请问,魏晋追求的又是哪种真实?
  心理、情感和艺术的。
  顾恺之的画便体现了这一点。他画人物,有时几年目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人体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传神写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儿裴楷的脸上无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是更能体现此人的神采风韵。
  实际上就连儒家伦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在孔子他们看来,人最真实可靠的,莫过于亲亲之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是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需要的只是发扬光大。因此,从“父慈子孝”出发,便不难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何晏。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