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式把沈亚之的故事进行了改写，其中加入了屏风的元素，使整个故事陡然诡异起来。
在古时，屏风是不可或缺的家具。顾名思义，最初的作用不过是挡风而已，故多置于卧室床边或厅堂上。同时，起到分隔协调、遮隐视线的作用。这说的是实用性。到后来，美化空间和装点环境的作用加大，挡风功效已经退至次席。
唐时屏风分插屏和围屏两大类，插屏是单扇，有底座，底座上的屏风，以圆屏为主，亦有近似于方形的。围屏则多为四扇屏，也有二、六、八扇屏，最多达十二扇屏，可折叠，造型上多为竖长形。材质上，有漆艺屏风、木雕屏风、绢素屏风、云母屏风、琉璃屏风、竹藤屏风等多种。皇家和贵族府邸的屏风，除用松木外，还用花梨、紫檀等名贵木种制成，屏面采用雕画技术，辅以云母、水晶、琉璃，并镶嵌有宝石、象牙、翡翠，玲珑灿烂。
诗人李峤亦写有一首《屏》：“锦巾云母列，霞上织成开。山水含春动，神仙倒景来。”诗中写的是用云母装点的屏风，王维也曾赞美这种屏风，其《题友人云母幛子》是这样写的：“君家云母障，时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画来。”李商隐的《为有》一诗同样写到云母屏风：“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由此可见，唐时云母屏风是非常受欢迎的。
屏风上多绘仕女、山水、园林。唐朝诗人袁恕己在《咏屏风》中这样写道：“绮阁云霞满，芳林草木新。鸟惊疑欲曙，花笑不关春。”姚合则有《咏破屏风》：“时人嫌古画，倚壁不曾收。露滴胶山断，风吹绢海秋。残雪飞屋里，片水落床头。尚胜凡花鸟，君能补缀不。”由此可知，当时除仕女外，园林乃至山川美景的画面已多起来。李白就曾现场观看好友元丹丘画屏，并写下《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昔游三峡见巫山，见画巫山宛相似。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
不过，也有素屏，即不绘任何景物，呈全白色。白居易作有《素屏谣》：“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璪之松石？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东西墙。夜如明月入我室，晓如白云围我床。我心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贵豪待此方悦目，晏然寝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舍吾草堂欲何之？”
古人爱屏，唐人尤如此。
杜牧有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从诗中可以看出来，唐人在夏秋之季，有把木榻搬到庭院中乘凉的习惯，同时也会把屏风搬出来。更有绝句：“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娆。”李商隐诗中也有多首写屏风：“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贺亦有《屏风曲》：“蝶栖石竹银交关，水凝绿鸭琉璃钱。团回六曲抱膏兰，将鬟镜上掷金蝉。沈香火暖茱萸烟，酒觥绾带新承欢。月风吹露屏外寒，城上乌啼楚女眠。”
诗人有在屏风上题诗的习惯，这是他们爱屏的一个重要原因。
《虚池驿题屏风》是宜芬公主（唐玄宗女）留下的一首诗：“出嫁辞乡国，由来此别难。圣恩愁远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颜尽，边隅粉黛残。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白居易也有《题诗屏风绝句》：“相忆采君诗作障，自书自勘不辞劳。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温庭筠有《题李相公敕赐锦屏风》：“丰沛曾为社稷臣，赐书名画墨犹新。几人同保山河誓，犹自栖栖九陌尘。”韩偓有《草书屏风》：“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
唐时屏风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非常的高大，有的可接近两米，甚至中间掏有小门，可以供行走穿越。在这里说一句，在古代，除作为一种必备家具外，屏风往往还具有特殊作用。翻阅史书，可以看到：屏风后，是最好的窃听和伏兵的地方。所以，很多政变与刺杀，都跟屏风有密切关系。
在另一些唐人眼中，屏风是上演奇闻的重要地方。比如，进士赵颜，曾请一著名画师为其画屏，上有仕女甚美。赵颜说：“要是能活了就好啦，愿纳为妻。”
画师说：“有何难？此女可叫她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她就会答应。后以百家彩灰酒灌她的嘴，必能活。”
赵颜按其说的做了，百日之内昼夜不止地呼喊“真真”，第一百天，屏风上女子真的说话了：“我在此。”
随后又以百家彩灰酒灌她，该女飘然下屏。
年底时，赵颜和真真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友人对赵颜说：“此女必妖，当锄之！”交给赵颜一把宝剑。
真真自然知道了，哭泣道：“君百日呼妾名，为使您达成心愿，才下屏，而今生疑，我不可再住。”
说罢，抱着孩子慢慢后退，直至入屏。
赵颜木然，再望那屏风，画面上多了一个孩子。
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故事。我们不知赵颜当时作何感想：是后悔，还是松了一口气，抑或茫然无措？
三国穿越者
唐朝的薄暮，烟树苍茫，荒野肃杀，旅途漫长，诸事幽暗。
于襄阳頔在镇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晤，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支迳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流水涓涓芹吐牙，织乌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旦，刘归襄州。寻访举人，殡宫存焉。
刘某与冥鬼在荒野中对饮，后者所吟之诗阴气逼人。
接下来的故事说的是，南北朝北齐孝昭帝时（公元560年），朝廷搜罗天下才俊，世家大族清河崔氏，有叫崔罗什的年轻人，文采出众、才华横溢，被所在州郡征召起用。路过长白山（在济南、淄博地界，唐时吉林长白山称太白山）时，天色将晚，忽见前面楼台亭榭，红门粉墙，正当他迟疑间，有一青衣丫环从门中探出头来，问：“你是清河崔郎吗？”
崔罗什一愣。
丫环又问：“您是清河崔郎吗？”
崔罗什点头答应。
丫环说：“那就对啦，我家夫人要见见您！”
崔罗什感到奇怪。恍惚间下马，跟那丫环穿过两道门，来到了后宅。这时，又看到一个丫环，她在前引路。
崔罗什说：“我是过路人，竟得如此垂睐！但毕竟我跟你家夫人不熟啊，贸然去后宅，不太合适吧？”
丫环说：“您就甭废话了。”
丫环又说：“您不用顾虑，我家夫人是平陵刘府君的妻子，是侍中吴质的女儿，刘府君故去了。我家夫人久慕公子名声，所以想见见，你可懂得？”
崔罗什心里嘀咕：“侍中吴质？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但来不及多想，只得跟那丫环进去。
进得内室，崔罗什在床边坐下。不一会儿，屏风后转出一妇人，雍容华贵，双目流情，坐于东窗下，与崔罗什攀谈起来。
两个丫环秉烛侍立左右。
此时，崔罗什终于想起吴质是谁了。
吴质，不正是三国时期的魏国的大臣吗？与现在相隔几百年，那贵夫人怎么说是吴质的女儿？莫非这满屋子里，除了自己外，再没有一个是人了？
崔罗什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贵夫人说：“我久知崔郎有才，想一睹容颜，今日一见，果然是世家才俊。”
崔罗什沉了下心神，也没有谦虚，问：“当初，曹丕给您父亲吴质写信，称他为‘元城令’，有这事吧？”
贵妇人说：“我父亲做元城令时，我刚出生。”
崔罗什说：“如果我没记错，那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夏天的事。”
贵妇人颇为吃惊：“正是呀！”
崔罗什说：“当时，您父亲在元城写了一封信给曹丕，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愿意背诵一下：‘臣质言：前蒙延纳，侍宴终日，燿灵匿景，继以华灯。虽虞卿適赵，平原入秦，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
可以设想，当时贵夫人就爱上了崔罗什。一句话：太有才了。
随后二人共论汉魏大事。贵妇人所言，跟后来的《三国志》不差分毫。崔罗什暗自佩服陈寿，这老兄写的，真是信史！
后来崔罗什问：“您丈夫姓刘，能透露一下叫什么名字吗？也许我还知道他。”
贵夫人说：“我家狂夫是刘孔才的二儿子，叫刘瑶的便是，字仲璋，在史上没什么名气，前些日子有罪被摄去，至今也没回来。”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不觉间，午夜已过。
贵夫人说：“你应该走了。”
崔罗什问为什么。
贵夫人说：“天快亮了。”
崔罗什说：“那又如何？”
贵夫人笑而不语，过了一会儿，说：“你还是走吧。”
崔罗什无奈，只好起身告别：“不知何时还能与夫人相会？”
贵夫人想了想，说：“十年后，我们定会重逢。”
崔罗什取下身上的玳瑁簪，赠给夫人，后者摘下手指上的玉环，回送给罗什。
出了大门，崔罗什上马，走出一段路后，突然想起些什么，但他不敢回头。他知道，如果不出意外，回头便会看到一座大坟。
崔罗什心神不宁，走了一段，就在附近的镇子住下。随后，他请僧人在那大坟前做道场，以安鬼魂。
时光流逝，到了北齐后主天统（公元565年～569年）末年，在郡上做公曹的崔罗什奉命修建河堤，正好修到当初那座大坟前。想起往事，感慨不已，便跟朋友奚叔布说了当年的遭遇。说着说着，他忽然泪流：“到现在，正好是十年了。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一年，有一天，崔罗什闲居在家，看到后园的杏子熟了，就随手摘下一个，一边吞吃一边喃喃道。但吃的时候，不小心被杏噎住气管，呼吸不得，仆人急忙抢救，但终于没救过来。
崔罗什在郡里做了多年功曹，颇有政绩，他吃杏被噎死，州里的人们无不叹息。
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崔罗什在与贵夫人的交谈中显露出的渊博的学识。主人公有这样的素养并不奇怪，因为他来自当时顶级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
从东汉后期到唐朝末年，是中国的世家大族时代，或者称之为门阀士族时代（日本和西方称为中古贵族时代）。到唐朝时，在一种感觉上，随着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和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的废除，以及科举选官制度的诞生，魏晋以来的世家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的世家时代有两个阶段最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就是唐朝。
东汉后期，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依靠经学崛起，拉开了七百年世家政治时代的大幕。
三国时，曹操主要依靠颍川荀氏击败汝南袁氏。在世家政治正式确立的西晋，河东裴氏和琅琊王氏为双星。
至东晋南朝，则是我们熟悉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
北朝则首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唐承北朝而来，以“崔、卢、李、郑”为四大世家。崔、李各有两家，加上相对有些没落的王氏，又称“五姓七家”：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四姓”或者说“五姓七家”拥有东汉以来绵延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显贵传统，在唐时为整个社会所推崇。这表现在各个方面。于志怪上，就是：唐朝作者给故事的主人公取姓名时，不是姓崔、卢、李、郑，就是姓萧、裴、韦、薛、柳、杜（次一等的世家）。
盛唐时，皇家和朝廷对“四姓”进行过打击。但丝毫不见效果。满朝大臣如房玄龄、魏徵等仍费尽心思向这四姓求婚。太宗李世民对“四姓”的高傲和社会上对他们的推崇大惑不解，直接点名“崔、卢、李、郑”，发出迷茫的质问：“我实在不明白‘四姓’为什么如此自矜，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看重他们？！”在此之前，他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
为保持门当户对和血统的纯洁，“四姓”通常不会搭理外人，而只在他们内部进行着通婚。到唐高宗时，皇帝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禁止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这七姓中的主要家族自为婚姻。但结果依旧不如意，反倒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分量，“皆称‘禁婚家’，益自贵”。
晚唐文宗时（公元826年～840年），皇帝向宰相荥阳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清河崔某。为此文宗很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门阀）。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大唐皇室面对“崔、卢、李、郑”，感到的是没有办法的自卑。因为在压制“四姓”的同时，皇室又称自己祖上出自陇西李氏。这种矛盾和混乱说明了他们进退失据。
皇室如此渺小，那些世家大族又何以那么高傲？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政治上世代为官。但别忘了，盛唐时代，朝廷对“四姓”是压制的，他们真正能做到高官的没几个。这跟魏晋南北朝时的情况大为不同。为什么在没有高官的情况下他们还那么骄傲？上面的故事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文化学识的世代沉淀积累和连绵不断的传递。而这，也是“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尊贵的本质所在。在东汉后期，他们就是凭着这个崛起的。
所以，世家之贵，贵在文化学识和由此形成的传统，以及拥有这种传统的人在自己身上折射出的从容、优雅、高迈的气质风采。以崔罗什所在的清河崔氏为例，就以家风俭朴孝悌、学识深厚广博著称，所以在面对贵夫人时能从容应答。
“安史之乱”后，随着政治中枢的重建和科举考试的日益重要，“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再次在政治领域辉煌起来。他们深厚的家学传统在科考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以范阳卢氏为例，在中晚唐时代，共有一百多人考中进士。要知道，唐朝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而且录取人数极少，每年二三十人。范阳卢氏成绩如此优异，自然得益于自东汉以来连绵不断的家学传统。再以本故事主人公所在的清河崔氏为例，唐时共十二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后就占到十人之多，他们基本上都是依靠学识考中进士而走入仕途的。
当时，“崔、卢、李、郑”中，又以陇西姑臧大房李氏、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卢氏、荥阳昭国郑氏最高贵。以上四家，即使为布衣，仍傲视公卿：“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排除里面的清高外，道出的是他们精神上的富有。如果没有强大的家族文化传统，这种富有又如何能支撑得起来？
画中人
唐德宗贞元末年，开州有将军叫冉从长，轻财好客，州内文士多依附于他。时有画家名宁采，为其绘《竹林会》，甚为工整，悬于厅堂。
一日，冉宅有客郭萱、柳成二秀才，当时在座的还有宋存寿处士。闲谈之际，柳成突然对宁采说：“你这幅作品，所绘竹林七贤，长于气势，而失之于意趣。现在，我想表演个节目，不用五色笔墨，而修改此画，使之精彩绝伦！大家以为如何？”
冉从长笑道：“莫说梦话！不用笔墨，怎么修改？”
柳成也大笑：“我可以进到画面里……”
郭萱狂笑。
柳成说：“若不信，可打赌。”
郭柳二人遂赌五千钱，冉从长为裁判，宋存寿为观众。随后柳成腾身而去，没了踪迹，众人惊骇，急忙来到《竹林会》前，于画面上一阵摸索。
过了一会儿，众人忽听到柳成说话：“郭萱！”其声若出自画中。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诸位看到柳成自画上坠下，指着阮籍像说：“已完工。”
众人望去，感觉阮籍之像真的与以前有了区别，其嘴呈欲笑状。后来把画的原作者宁采叫来，叫他辨认，他摇头道：“这阮籍似乎不是我画的。”
冉从长与郭萱一起拜那柳成，后者自然没要那五千钱，而是告辞走人了。
这则故事影响了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画壁》：“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处分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见客入，肃衣出讶，导与随喜。殿中塑志公像。两壁图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
按段成式的说法，其友宋存寿处士曾在现场，目击了这一事件：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宁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眄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艺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当入被画中治之。”郭抚掌曰：“君欲绐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表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来？”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只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吻若方笑。宁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者，与郭俱谢之。数日，竟他去。宋存寿处士在释时，目击其事。
如果说在上面的故事里有人纵身跳入画中，那么下面的故事里则有人牵着马从画中走了出来：建中初，有人牵马访马医，称马患脚，以二十环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常见，笑曰：“君马大似韩幹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幹，干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干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是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
唐德宗建中（公元780年～783年）初年，长安有人牵马寻访马医，以二十枚铜钱求为马治脚病。
马医观其马的毛色、骨相，甚为惊奇：“此马实在奇怪，极像韩幹所画，而真马中没有这样的！”
于是，他建议马主牵马绕长安东、西两市走一圈，自己跟在后面。
马主按照他说的做了，忽逢一人，亦大惊：“此马怎么一如我所绘制？”
此人正是唐朝画马高手韩幹。
韩幹细观那马，见其前蹄损伤，心中怪异，回家后展卷观看自己所画之马，见其中一匹脚上有一黑缺，以此确定那正是自己所画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