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之中，天文、历法，措意者颇多。《宋书·天文志》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盖天，三曰浑天。而天之正体，经无前说，马书、班志，又阙其文。汉灵台议郎蔡邕，于朔方上书曰：“言天体者三家，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官有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而不论，本欲寝伏仪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数，以著篇章。罪恶无状，投畀有北，灰灭两绝，势路无由。宜问群臣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时阉官用事，邕议不行。案《晋书·天文志》载汉秘书郎郗萌，能记宣夜先师相传之说，则其师法似非全绝。故晋成帝时，虞喜能因其说以造《安天论》焉。盖天之说，著于《周髀》，后汉时，王充据之以驳浑仪。（《晋书·天文志》。）梁武帝于长春殿讲义，别拟天体，亦全同《周髀》之文。（《隋书·天文志》。）浑天之说，信者最多。扬雄即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隋志》。）郑玄又难其二事，为盖天之学者不能通。（《宋志》。）而桓谭亦驳王充之说，吴陆绩始推浑天意，王蕃传刘洪乾象历，亦主浑天。晋葛洪讥虞喜，释王充，说颇同蕃。宋何承天，梁祖暅，亦信浑天之说。《梁书·儒林传》云：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崔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其说未知如何。案宣夜之说，谓天了无质。（其见为苍苍然者，以高远无极，仰而瞻之，眼瞀精绝。犹旁望黄山皆青，俯察深谷窈黑，青非正色，黑非有体。）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不常，进退不常，由其无所根系为证。（虞喜《安天论》，谓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静之体，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盖天之说，则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又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不得不随磨左回。）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见，入下故不见。天之居之如倚盖，故极在人北。（极在天中，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浑天之论，则谓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之转，如车毂之运焉。（皆见《隋志》。）其非天之正体相同，然浑天之术，于推步最便，故后人率遵其说也。（《隋志》载葛洪之言，谓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推步莫密于浑象。又载祖暅之言，谓“自来论天者多矣，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旁瞩四维，规日月之升降，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束晳云：“物有惑心，形有乱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故仰游云以观日月，日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察群象必资征实，夫固为学自然之轨辙也。）
浑天之器，有仪有象。《隋书·天文志》云：“《书》：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谓浑天仪也。故《春秋文耀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而先儒或因星官书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玑，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以为北斗七星。载笔之官，莫之或辨。史迁、班固，犹且致疑。马季长创谓玑衡为浑天仪。郑玄亦云：其转运者为玑，其持止者为衡，皆以玉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玑视其行度，以观天意也。故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而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然斯二者，以考于天盖密矣。又云：古旧浑象，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洛下闳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大初历，或其所制也。”案《尧典》乃东周后人所述，星官书亦出其时，以之相释，正得其实。指为浑仪，而以为出于尧时，则谬矣。此造作谶纬者之妄谈，马、郑无识，误袭之也。浑象出于洛下闳，亦近亿测。古不知何人之业，往往附诸一知名之人，一部《世本·作篇》，盖莫非如是，虞喜之说，亦仍其故智耳。汉世作者，以张衡为最精，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七节。王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穊，不得了察，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乃改作之，大小居二者之中。陆绩作浑象，形如鸟卵，以施黄赤二道，不得如法。绩说云：天东西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直径亦然，则绩意以天为正圆。器与言谬，颇为后人所讥。伪刘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阳孔挺造铜仪，则古浑仪之法。宋高祖定咸阳得之。何承天、徐爰、沈约著宋史，咸以为即张衡所造，误也。后魏道武天兴初，命大史令晁崇修浑仪。明元永兴四年，诏造大史候部铁仪，唐时大史候台尚用之。浑天象有机而无衡。梁末秘府有，以木为之，吴大史令陈苗云：先贤制木为仪，名曰浑天，谓此。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诏大史更造浑仪。大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以为浑仪，则内阙衡管，以为浑象，而地不在外，是参两法，别为一体。吴时有葛衡，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止，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亦象天而地在其中。此晋、南北朝之世天文仪器之大略也。（亦据《隋志》。）
自后汉行四分历后，灵帝时，会稽东部尉刘洪，悟其于天疏阔，更作乾象历。魏文帝黄初中，大史丞韩翊造黄初历。校议未定，会帝崩而寝。明帝景初元年，尚书郎杨伟造景初历。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伟历。帝崩，复用夏正。刘氏在蜀，仍汉四分历。孙氏用乾象历。晋武帝践阼，因魏景初历，改名泰始。始杨伟推五星尤疏阔，故渡江以后，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伟历。（以上据《晋志》。）宋武代晋，改泰始为永初，此特更其名而已。元嘉二十年，何承天表上所作元嘉历。二十二年行之。大明六年，祖冲之表言其谬，上所创新历。八年，孝武欲以明年改元行之，而是岁晏驾。齐高祖代宋，改元嘉历为建元，亦徒更其名而已。梁天监九年，改用冲之之历。（《南史·祖冲之传》：子暅之。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于是始行焉。《颜氏家训·杂艺篇》云：算术亦是六艺要事，江南此学殊少。惟范阳祖暅精之。河北多晓此术。）大同十一年，制诏更造新历。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乱，遂寝。陈武受禅，亦无创改。（以上据《隋志》。）魏初仍用景初历。世祖平凉土，得赵所修玄始历。高宗践阼，以代景初。真君中，崔浩为五寅元历，未及施行，浩诛，遂寝。高祖大和中，诏秘书钟律郎上谷张明豫为大史令，修综历事。未成，明豫物故。世宗景明中，诏大乐令公孙崇等同共考验。正始四年冬，崇表请更造新历，名景明历。延昌四年冬，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郎崔光表言：大和十一年，臣自博士迁著作。时旧钟律郎张明豫推步历法，草创未备。及迁中京，转为大史令。未几丧亡。所造致废。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车都尉领大史令赵樊生，著作佐郎张洪，给事中领大乐令公孙崇等造历。功未及讫，樊生又丧，洪出除泾州长史，惟崇独专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举。时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大史令赵胜，大庙令庞灵扶，明豫子龙祥，共集秘书，与崇等详验，推建密历。崇及胜前后并丧。洪又除豫州司马。灵扶亦除蒲阴令，惟龙祥在京，独修前事。洪至豫州，仍续有所造。兼校书郎李业兴，本虽不豫，亦私造历。三家之术，并未施用。故贞静处士李谧，私立历法，言合纪次，求就其兄玚追取，与洪等所造，递相参考。”又求更取诸能算术兼解经义者，前司徒司马高绰，驸马都尉卢道虔，前冀州镇东长史祖莹，前并州秀才王延业，谒者仆射常景等，日集秘书，与史官同检疏密。神龟初，光表总合洪、龙祥、业兴、道、虔前大极采材军主卫洪显，殄寇将军大史令胡荣，雍州沙门统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钜鹿人张僧豫九家，共成一历。请定名为神龟历。肃宗以历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历，班于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龙祥、业兴为主。孝静世，复颇乖舛。齐献武王入邺，复命业兴改正。以年号为目，命曰兴和历。（以上据《魏志》。）文宣受禅，命散骑侍郎宋景业造天保历，施用之。后主武平七年，董峻、郑元伟立议非之，而上甲寅元历。又有广平人刘孝孙、张孟宾，同知历事。孟宾受业于张子信。并弃旧事，更制新法。争论未定，遂属国亡，西魏入关，尚行李业兴正光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诏有司造周历。及武帝时，甄鸾造天和历。大象元年，大史上士马显又上景寅元历。（以上据《隋志》。）然改历之事，至隋世乃成。
地理之学，留意者亦多。《隋书·经籍志》言：“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武帝时计书既上大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病“史迁所记，但述河渠”。又云：“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疑夺郭字。）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澄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案《志》所谓但记州郡之名者盖官书？所谓因其经历，并有记载者，盖私家之作？作志者之意，盖以网罗宏富，条理分明为贵？故訾此等记载，不能成一家之体也。（陆澄、任昉之书，盖丛书体？故亦不能成一家之言。）此类记载，取材实多。有根据官书，专记州郡建置者，如《元康三年地记》、《元嘉六年地记》、《九州郡县名》、《并帖省置诸郡旧事》是也。有兼及户口者，如《元康六年户口簿记》是也。其专详一地方情形者，则为诸州图经。专志风俗者，如《陈留风俗传》。演绎旧闻者，如扬雄《蜀王本纪》，记山水者，如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宋居士《衡山记》，谢灵运《游名山志》、《居名山志》、《水经》，庾仲容《江记》，释道安《四海百川水源记》。记宫室者，有《洛阳宫殿簿》，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璆、释昙鸾《京师寺塔记》。记冢墓者，有李彤《圣贤冢墓记》。记道里者，有蔡允恭《并州入朝道里记》。谈沿革者，有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不著撰人《古来国名道里记》。记外国者，如法显《佛国记》，不著撰人《交州以南外国传》，杨莩《交州异物志》，不著撰人《诸蕃风俗记》。存录荒诞传说者，如托诸东方朔之《十洲记》、《神异经》。王俭七志，七曰图谱，记地域及图书，（参看下节。）可见其卷帙之浩繁矣。
地图之作，亦较前世为精。《晋书·裴秀传》言：“秀为司空，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擿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此盖合古今地理为一书，亦可云作今图而兼详其沿革也。其《序》云：“秘府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其例实未尽善。顾又云：“晋文帝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以当时粗疏之技，安能成此精审之作？其必谀媚非实明矣。秀所制图，其体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其言曰：“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盖以分率定其地之所在，而以准望校之；以道里著准望所不及，而以高下、方邪、迂直核道里之实。在未知测经纬度之法时，所能为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宋书·谢庄传》云：庄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内为一。以木制图，盖由当时简牍，尚与缣素并用？（见第二节。）而其可分可合，亦可见其分率之审也。《隋志》所载，冀州、齐州、幽州，皆有图经；隋有《诸州图经集》，已见前；而其先已有《周地图记》一百九卷；可见各地皆有图。《魏书·沮渠牧犍传》，世祖诏公卿为书让牧犍，有“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之语，可见上计之制仍存。《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陈文诏诉父饶为竟陵王诞府吏，恒使入山图画道路，不听归家。又《张弘策传》，谓当指建业时，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豫为图，皆在目中。此等则皆供一时之用，不必精审也。《隋志》有张氏《江图》一卷，刘氏《江图》二卷，其亦弘策所为之类欤？
医学情形就《隋志》医方类之书观之，可分八类：一论医理，二言明堂针灸，三论诊法，四论病源候，五本草、药录、采药法、种药法，六医方，七食经，八兽医。此纯为医家之学。其养身、养性、导引、合丹、服食、房中之说，则当与神仙家相出入也。方药有来自外国者：如《杂戎狄方》，当来自西北，《龙树菩萨》、《婆罗门》、《耆婆》、《乾陁利》诸方，当来自南海，（香方亦当来自南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则当来自西胡也。《魏书·西域传》：悦般国，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啮之，须臾血止，养创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此事或夸诞失实，然必有此类方药，则无疑也。
《北齐书·马嗣明传》云：嗣明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其所学可谓甚博。然此特名医如是。《宋书·范晔传》言：孔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则寻常医家，于脉法且未能尽通也。（《魏书·徐謇传》言：显祖欲验其所能，乃置诸病人于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说亦近诞，謇善诊脉当不诬，謇固亦非常医也。）《晋书·魏咏之传》云：咏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乃西上。仲堪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而卒获差。此医之技，盖可谓精。《魏书·长孙道生传》：曾孙子彦，少尝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此医之技，亦足与华佗争胜矣。《晋书·卢钦传》：钦子浮，以病疽截手，则断一支以全生命，昔时医者亦知之，毒虵螫手，壮士断腕，非譬喻之辞也。又《温峤》传：苏峻平后，固辞还藩。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峤之致病，或由拔齿为之，则手术之未尽善者矣。《刘曜载记》：曜之败，被创十余，通中者三。为石堪所执，送于石勒。勒使金创医李永疗之。《宋书·鲁爽传》：程天祚为虏所获，以妙善针术，为拓跋焘所爱赏。《齐书·陈显达传》：显达讨桂阳王，（休范。）矢中左眼，拔箭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妪善禁。先以钉钉柱，禹步作气，钉即时出。乃禁达显目中镞出之。《南史·张融传》：有薛伯宗，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旦痈消。树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余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斗余。树为之痿损。此乃咒由之科。凡此，皆医之以一技鸣者也。
神仙家与医家，关系本极密，故二家之学，仍相出入。葛洪、陶弘景之留心方书，即其明证。（洪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弘景有《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见《晋书》、《南史》本传。）《宋书·羊欣传》：言欣素好黄老，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此盖张角之术，在宋世为天师道之流，见下章第三节。然又言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则初非不知医药，盖张角之术，原亦与神仙家相出入，即其以符水饮人，亦未必非咒由科之支流余裔也。《王微传》言：微兼解医方。载其报何偃书曰：“生平好服上药，起年十二时病虚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家贫乏役，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人入草采之，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异。”亦以所服食者与希仙者相出入，故见疑于世人耳。徐謇常吞服道符，又欲为魏孝文合金丹。祖珽长于医药，齐武成欲扑杀之，乃大呼曰：“莫杀臣，为陛下合金丹。”二家关系之密，可以想见。此时沙门亦有善医术，而其技初非传自外国者。《魏书·艺术传》：李修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此其学已不能皆来自域外。又《崔彧传》，言其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则更明为中国之学矣。盖时道佛虽互相排，然其术则初非彼此不相知；抑二家为行其教计，于医药等便民之术，亦多所研习也。参看下章自明。
陶弘景（452或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华阳真人，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北朝时道士。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信巫不信医者仍多此符水之所由足以惑众也。《晋书·顾荣传》言：元帝所幸郑贵嫔有疾，以祈祷颇废万几。荣上笺，言贵嫔未安，药石实急，请塞鬼道淫祀。帝王如此，细民可知。褚澄、徐嗣，（附《澄传》。《南史》作徐嗣伯，附《张融传》。）皆号善医，而《南史》所载治验，率荒诞不经，即薛伯宗亦如是，可见其时之风气矣。《南史·张融传》云：融与东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濮阳大守熙曾孙也。熙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求饮，留一瓠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振海内。传业至于文伯。观医家之以此自张，而知附会失实之辞，亦不必尽出于愚民矣。
《晋书·孝友传》：颜含兄畿，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后复活。）《卫瓘传》：瓘与子恒、岳、裔及孙等九人同遇害，而恒二子璪、玠在医家得免，盖亦就医自疗也。《魏书》言李亮，四方疾苦，不远千里往从之。亮大为听事，以舍病人。时有死者，则就而棺殡，亲往吊视。史言此，意以著亮之仁厚，其实为舍以舍病者，恐当时医家类然也。医之所舍，必也能自给之人，若贫病者，则莫或顾恤矣。《梁书·儒林传》：严植之，性仁慈，好阴德。少尝山行，见一患者。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敛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尝缘栅塘行，见患人卧塘侧。下车问其故。云姓黄氏，家本荆州，为人佣赁。疾既危笃，船主将发，弃之于岸。植之恻然，载还治之。经年而黄氏差。请终身充奴仆，植之不受，遗以资粮遣之。此等义举，非可恒遇；即有仁心者，亦必有力而后能为之。《齐书·孝义传》：江泌，历仕南中郎行参军。所给募役，去役得时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亲自隐恤。吏死，泌为买棺。无僮役，兄弟共舆埋之。可见荒僻之地，呼吁无门，贫病之士，哀号莫恤之状。《晋书·孝义传》：庾衮，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兄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病之能传染者，固以走避为宜，然竟任病者之颠连而莫之或恤，则亦非人之相人偶之道矣。救恤之事，官家亦间有之。《宋书·文帝纪》：元嘉四年，五月，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二十四年，六月，京邑疫疠。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二十八年，四月，都下疾疫。使巡视给医药。《孝武帝纪》：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四年，四月，诏都邑节气未调，疠疫尤众。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此皆疾疫时之救疗。《魏书·显祖纪》：皇兴四年，三月，诏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给之。”《高祖纪》：大和二十一年，九月，诏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世宗纪》：永平三年，十月，诏敕大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艺术传》：王显，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此则不惟京邑，兼及四境，不惟疫疠，兼及平时矣。言之匪艰，行之惟艰，欲行诸诏，所集医师所储药物，当得几何？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故终于别坊立馆，仅在司洛，余地止于班给方书也。延昌元年，四月，以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遣大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亦仅灾害时为然耳。《齐书·刘善明传》：上表陈事，凡十一条：其二，以为京师浩大，远近所归，宜遣医药，问其疾苦。年九十已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随宜量赐，此北朝所已行，南朝则仅存愿望而已。《梁书·文惠大子传》，言其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其所及恐亦有限也。医工贪厚糈，多集都邑，偏僻之地，乃更无人疗治。《宋书·隐逸传》：戴，止于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僻远之地，何以不能疗疾？盖亦以阙于医药耳。
医家流品，仍为众所贱视。《南史·张融传》言：徐文伯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不以医自业。融谓曰：“昔王微、嵇叔夜，并学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论。得之者由神明洞彻，然后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当贵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达。”答曰：“惟达者知其可贵，不达者多以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医家之地位可见。《北齐书·斛律金传》：行燕郡守马嗣明，医术之士，为金子羡所钦爱。北齐流品混杂，嗣明盖以见爱而得官？又《徐之才传》：父雄，事南齐，位兰陵大守。以医术为江右所称。之才以豫章王综启其大善医卫见征。（魏孝明时。）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辩捷，朝贤竞相要引，为之延誉。又以首唱禅代，又戏谑滑稽，言无不至，于是大被狎昵。（齐文宣。）于和士开、陆令萱母子，曲尽卑狎。二家若疾，救护百端。盖其父虽士流，之才则亦以嬖幸自居矣。流品既下，其人遂惟利是图，而声价既高，又或以骄蹇取祸。《李元忠传》言其善于方技，而性仁恕。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崔季舒传》言其大好医术。天保中，于徙所无事，更锐意研精。遂为名手，多所全济。虽位望转高，未曾懈怠。纵贫贱厮养，亦为之疗。此正由其本非医家，是以能尔。《周书·艺术传》：褚该，性淹和，不自矜尚，有请之者，皆为尽其艺术，时论称其长者，则由其禀性使然。若徐謇，则史言其“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虽贵为王公，不为措疗”矣。职是故，人亦遂以威力胁之，甚有以疗治无效加之罪者。《魏书·孝文六王传》，彭城王勰，高祖不豫，召徐謇至，勰引之别所，泣涕执手而谓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气力危惙，愿君竭心，专思方治。若圣体日康，当获意外之赏。不然，便有不测之诛。非但荣辱，乃存亡由此。”权戚矫伪，固不足论，然时人之所以待医师者，则于此可见矣。其后謇治高祖有验。车驾发豫州，次于汝滨，乃大为謇设大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命左右宣謇救摄危笃。下诏褒美，以謇为大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钱一万贯。明年，从诣马圈，高祖疾势遂甚，则又每加切诮，又欲加之鞭捶，幸而获免。加膝坠渊，异于俄顷，方术之士，能不人人自危乎？然此已在高祖时，稍沾中国之化矣。若虏初入塞时，则更有甚于此者。《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上谷公纥罗之子题，击慕容驎于义台，中流矢薨。道武以大医阴光为视疗不尽术，伏法。则真如元勰所言，非但荣辱，存亡由之矣。王显之死，虽由为时所疾，然亦托诸世宗之崩，侍疗无效也。虏岂足与言艺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