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叶菲梅奇送走朋友以后，就在桌旁坐下，又开始看书。傍晚的宁静以及后来夜晚的宁静，没有一点响声来干扰。时间也仿佛停住，跟医师一块儿呆呆地看书，好像除了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以外什么也不存在似的。医师那粗俗的、农民样的脸渐渐放光，在人的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入迷的笑容。“啊，为什么人类不会长生不死呢？”他想。为什么人要有脑中枢和脑室，为什么人要有视力、说话能力、自觉能力、天才呢？这些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到头来跟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在几百万年中间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只为了叫人变凉，然后去旋转，那根本用不着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近似神的智慧从虚无中拉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他变成泥土。
这是新陈代谢！可是用这种代替不朽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这是多么懦弱啊！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还要低劣，因为，不管怎样，愚蠢总还含得有知觉和意志，在那种过程里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恐惧多于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尸体迟早会长成青草，长成石头，长成癞蛤蟆的……在新陈代谢中见到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个宝贵的提琴砸碎，没用了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灿烂的前途一样。
每逢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身子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为的是思索一会儿。他在刚从书上读到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不由得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看一眼。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如今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凉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那跟医师住宅并排的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中受苦，有的人也许没睡觉，正在跟虫子打仗，有的人正在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有一万二千个人受到欺骗，全部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污秽、毁谤、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骗术上面。医院仍旧是个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他知道尼基达在那安着铁窗子的第六病室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谢依卡每天到城里走来走去讨饭。
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话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觉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入迷。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3]认为就连inspe[4]都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腹腔切开术当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讲到结石病，那已经被人看作小事，甚至没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5]与科赫[6]的发现、以统计做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医师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7]。现在不再往疯子的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据报纸上说甚至为他们开舞会，演剧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就现代的眼光和水平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路线两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作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评，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8]捣得稀烂了。
“可是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有防腐方法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子开舞会，演戏，可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行动。可见这都是胡扯和瞎忙，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漠不关心。这大概是由于疲劳的缘故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使它舒服一点，暗想道：
“我在做有害的事。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水，却欺骗他们。我不正直。不过，话要说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有害，都白拿薪水……可见我的不正直不能怪我，要怪时代……我要是生在二百年以后，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吹熄灯，走进寝室。他并没有睡意。